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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爸爸是敦煌保護神

2020-08-06  江上看云人

1944年的第一天,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,

常書鴻是第一任所長。

趙樸初為他題寫“敦煌守護神”五個大字。

常書鴻是中國第一批留學法國的藝術家,

偶然一天看見法國人編撰的《敦煌石窟圖錄》,

被深深刺痛。

他花了6年,帶著全家人,

從法國回到甘肅大西北的荒漠,

1934年抵達敦煌,一待近50年。

病危時,他囑托女兒常沙娜:

我的骨灰要葬在敦煌。

敦煌莫高窟

常書鴻帶著一對兒女在敦煌洞窟門口,1940年代

晚年常書鴻與女兒常沙娜

今年7月,

《此生只為守敦煌——常書鴻傳》新書出版,

書的作者葉文玲,20年來專注研究常書鴻,

與常沙娜也是老友,

一條到杭州她的家中拜訪,

并進行視頻專訪。

而常沙娜在今年3月滿89歲,

現在生活在北京,一個人獨居,

兒子常去探訪照顧。

因為疫情,她不方便接受面訪,

在她兒子的幫助下,

我們進行了一次視頻連線采訪。

一起聊了聊父親常書鴻的熱血與守護,

及他的后悔與無奈。

編輯 | 葉荔

《畫家家庭》常書鴻油畫

2020年夏天,專注研究常書鴻的作家葉文玲,出版新書《此生只為守敦煌——常書鴻傳》,30萬字,寫常書鴻的一生。

此前,市面上的常書鴻傳記,最被人稱道的就是葉文玲20年前寫的《敦煌守護神》,近乎絕版,二手書也已炒出高價。

1984年,葉文玲(左三)和常書鴻(左四)在莫高窟留影

在杭州的家中,年近八旬的葉文玲一提到杭州人常書鴻,有說不完的故事,還翻出幾摞相簿?!?983年第一次跟常書鴻先生見面,他拄著紅色拐杖,滿口杭州話,‘你一定要去敦煌’,這句話就刻到我的心里頭了?!?/p>

她6次去敦煌,與老朋友、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一起回憶,怎樣去寫好常老,“他自己的后悔,很多人都不知道,沙娜她都告訴過我?!?/p>

與一條視頻連線前,常沙娜在書房中,2020年7月

受到疫情影響,在北京獨居的常沙娜,不出門,也婉拒各種面訪。隔幾天,由她兒子上門看望。也是趁著這個機會,我們在她兒子的幫助下,有幸與她視頻連線采訪。

Q:一條 A:常沙娜

Q:您看完葉文玲女士的這本新書,是什么感受?

A:文玲,我的老朋友,對我老父親的一生做了研究、探索,寫出了三本書。第一本是10年以前出的《敦煌守護神》,4年以后,出了第二本叫《常書鴻:敦煌鑄就五字碑》,一直留在我的書房的書柜子里。

最后這一本是《此生只為守敦煌》,她又下了更多的功夫,含義很深,內容也更豐富、全面。有很多東西我都不清楚,比如講述我父親是出生在西湖邊上的少年,比如她講千佛洞前的“黃金帶”,就是常書鴻帶百姓筑起的保護石窟的墻,分析得特別好??戳藭?,我很受感動。所以這本書我留了兩本,另一本留給我的堂妹。

一晃眼今年7月份過去了。雖然她在杭州,我在北京也不方便走動,但我特別感謝她。通過這些書,去促進下一代人對敦煌藝術的了解,一代一代地傳承。

我們中國的文化,中國的藝術,我們的信仰不能變。

Q:您提到,書中許多關于您父親小時候的成長背景,甚至連您都不了解?

A:當年看到文玲寫到我老父親小時候的事時,很受觸動。我作為他的女兒,原來好多事我都不了解。我只知道我們家是滿族,不知道是旗人;也不知道原來父親原名叫靈官,上學了以后我的祖父才給他起了這個名字:常書鴻。

我爸爸是家庭的老二,還有老三老四老五幾個叔叔,我不熟悉。我就熟悉大伯伯和我的堂妹,大伯伯也早就離開了。

一晃眼,我也到了耄耋之年,快90歲了。

1935年,常書鴻一家三口在巴黎

Q:您的父親從法國去到敦煌時,當時您幾歲?

A:父親年輕的時候到了法國留學,第9年,他通過伯希和出了一本書叫《敦煌石窟圖錄》,他才驚訝地知道我們國家在甘肅敦煌,還有一個千佛洞,后來叫莫高窟。他就下了決心,回來以后一定要去甘肅去敦煌。

我是出生在法國,在里昂,回國時我6歲。所以這個事情我就比較有體會了。在法國認識的老朋友王臨乙、呂斯百,都是父親留學的老朋友。他們非常支持我父親去敦煌的愿望,梁思成、徐悲鴻都鼓勵他。所以那么艱難的時間,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永遠離不開了。

初到敦煌時的常沙娜

我回來時又趕上抗日戰爭,輾轉到了重慶,后來1943年才到敦煌,十幾歲了。

那里吃的東西也沒有,很苦,生活特別苦。所以我媽媽從法國回來帶著我在那里后來也受不了了,也走了。我們家又出現了家庭的一種變故。

但是我在敦煌莫高窟受到了我父親的影響,就是童子功,把歷代的圖案、壁畫都研究臨摹,這個東西,決定了我一生。

1991年兩會期間,父女倆在香山

Q:父親的晚年是如何度過的?

A:鄧小平同志讓他到北京安度晚年。他在北京住了幾年,那時我經常去看望他,但他說:“這不是我的家,我的家還是在敦煌,我要回去了?!?/p>

他覺得人在北京是做客。

他病危時,跟我說:“沙娜,我的畫的東西、臨摹的東西,一定要回到敦煌,而且要捐給敦煌。另外把我一部分的油畫捐給家鄉杭州?!?/p>

他最后寫的一本回憶錄《九十春秋,敦煌50年》,寫的最后一句話是,“敦煌啊敦煌,是我永遠的故鄉?!?/p>

常沙娜在美國留學期間

Q:50年代您離開敦煌,但您個人的研究和創作,一直跟敦煌有關?

A:為了紀念新中國成立10周年,周總理提出來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,要把敦煌的藝術拿到北京來展示,讓大家知道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來龍去脈。這時候,我認識了林徽因、梁思成先生。

常沙娜設計民族文化宮的大門裝飾

常沙娜捐出的臨摹作品

在林徽因的影響下,我分專題研究了歷代敦煌藝術,做工藝美術設計。除了十大建筑人民大會堂的設計以外,還做景泰藍、印染、服裝設計等等。思路就是把敦煌的文化、敦煌圖案的文脈,運用到現代社會,符合現代的需要。

元素很重要,文脈也很重要。古為今用,把民族的文化延續下去,民族的、科學的、大眾的,就一直傳承下來。

Q:疫情對您現在的生活有影響嗎?

A:北京是首都,應對疫情的管理、控制很嚴,將近半年多,我哪兒都沒去,就按照現在的政策,待在北京的家里。

我生活上需要什么,靠我的兒子崔冬暉照顧我,保護我。我們每一天都通電話,他還辦理了出入證,隔兩三天就過來看看。

借這個機會,我的生活變得很有規律,屬于自己的時間也更多了。

不同版本的常書鴻傳

我就在家里頭看敦煌相關的書,葉文玲寫的三本關于常書鴻一生的書,我也來回翻。還在整理書柜里頭老朋友們給我的資料,多是有關敦煌藝術發展的。

今年3月我滿89歲,原來工藝美院的學生、老朋友,雖然不能上樓來看望,都來電話祝賀我,祝福我身體健康。中央也很重視我們老前輩。

日子過得很快,我的心情,一直是學習父親的思路,輕松、愉快,面對現實,從來不會去想著我老了什么都不能干。

位于杭州的常書鴻美術館展廳

Q: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都在關注敦煌,關注常書鴻。

A:我現在知道的,敦煌市要建一個常書鴻藝術紀念館,地點就在河西走廊酒店的旁邊,面積也很大,會放上我父親的一生的照片、作品,已經得到了甘肅省里面的同意。

提議、籌備紀念館的黃女士,之前也組織我的巡回展,我叫她Tina。盡管我年紀大了沒有實際參與,他們都告知我進展。本來有計劃今年下半年開幕,但因為疫情可能推遲到明年。

四月初八佛誕日的莫高窟,常書鴻畫

清沙,筑墻,修棧道

1943年3月24日,初到敦煌的常書鴻,吃到了荒漠里的第一頓晚餐。主食是用河灘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,筷子是剛從河灘上折來的紅柳枝,燈是從老喇嘛那里借來的。

呈現在常書鴻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他想象中的寶庫,而是一片無人管理的廢墟:

洞窟內流沙堆積,壁畫部分脫落,藏經洞文書被劫掠一空,塑像被部分竊取、改頭換面,窟前還有牛羊放牧,有的洞被人當作臨時夜宿,到處是殘垣斷壁。

其實這時距離敦煌藏經洞被發現,已經過去了30年。

但當地官僚無能,經費匱乏,可移動的文物比如經書,早就被法國、英國、俄國的探險者掠奪。加上極惡劣自然環境,加速摧殘和侵蝕著洞窟。

“沙沙沙,真是淘不盡的沙,竟沒有一星土?!?/p>

沙,是石窟保護的大敵,常書鴻一到敦煌,決定最先要制服它。

用了自制的拉沙排,一個人在前面拉,一個人在后面推,清出來約10萬立方的沙,最后一排排推到水渠邊,把沙沖走。還跟當地人學習,用含堿量很大的水,筑起了1000米長的夯土墻,禁止人們隨意進出洞窟。

莫高窟由歷代的工匠沿著崖面開鑿,最多的地方,豎直面上就有四層。

為了上到高處查看洞窟的情況,常書鴻和同事們自制了一種“蜈蚣梯”,靠一根長的楊樹椽子,每隔30公分釘上一個短木棍。這種獨木梯使用起來很危險,要靠人手腳并用地向上爬。

在崖頂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,防止水繼續滲入。原有的棧道幾乎無法使用,又做了重新修建,人可以進入上層的洞窟。

給400多個洞窟重新編號

莫高窟從南到北全長1.6公里,密密麻麻的大小洞窟依序排開,有的洞窟因為開鑿者或功德主的筆跡依稀可辨,能知道它們的名字,如翟家窟,但是大多數洞窟,沒有名字,也不知道該怎么稱呼。

今天我們參觀莫高窟,每進到一個窟前,仔細在窟門口尋找,會發現好幾種數字編號,就像這個洞窟的名字一樣。

現在不論是敦煌學的研究者、還是旅游向導們,公認使用的洞窟編號,是由常書鴻組織全面調研編寫的一套系統。

與張大千的“之字形”編號路徑相似,他們以莫高窟上山進城的路線為起點,第一層從北至南編號,第二層則從南至北,依次進行,有一窟就編一個號,小洞耳洞都獲得一個編號。

1948年4月,重新編號工作終于完成,總計編號465個洞窟。(至1965年加固過程中,又有陸續發現小洞窟,現今編號共計492個。)

800余幅壁畫臨摹品,展現各個時代特色

清完積沙,修完棧道,整理完洞窟,就能進到窟里面做研究。

作為藝術家的常書鴻,之前一直迫不得已做工程,只能畫畫速寫,早就想認真研究,臨摹敦煌藝術。

最早,他就挑了自己喜歡的“舍身飼虎”。

紙,經常是就地取材,拿窗戶皮紙自己裱褙;畫筆,也是一用再用。最難的是顏料,靠動手做試驗,把當地的紅泥用水漂凈、加膠,做成紅色顏料,黃泥做成黃色顏料。一早一晚,每人手里一個碗一根小棍,邊聊天邊碾磨。

敦煌洞窟所在的崖面坐西朝東,大多數洞窟只有一個朝東的進光口,再加上很多洞都有長長的甬道,真正能照在壁畫上的光線十分微弱,到了下午光就更加暗淡。

當時,大家只能一手舉著小油燈,一手拿畫筆。有時候臨摹洞窟頂部的繪畫,就要仰著頭去看,然后又低頭去畫,對身體是很大的考驗。

壁畫臨摹工作量也很大。1947年有了更多人手的加入,效率也更高了。有的是幾個人分片包干起稿,但勾墨線,著色都要嚴格一致。

每到月底,常書鴻就組織大家花兩三個晚上,點上汽油燈,將臨摹作品掛起來,一起討論。

臨摹按照專題進行,到1948年初,完成了十幾個專題,分為歷代壁畫代表、歷代藻井圖案、歷代飛天、歷代服飾等。有的是整體,有的是局部,共計選擇繪制了800多幅摹本。

壁畫臨摹,在40年代,既是因為攝影條件的匱乏,也是為了在畫的過程中,不斷學習理解古人的藝術。這一傳統,一直保留到現在。

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合影,中間穿中山裝的為常書鴻

一手建立起敦煌藝術研究所

2019年,前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,被授予“文物保護接觸貢獻者”的國家榮譽稱號?,F在的敦煌研究院,已經有了幾百人的規模,洞窟保護、環境治理、歷史研究、美術研究等各個部門,分工細致,每個領域都有重量級學者。

回到70多年前,1942年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,到西北考察,最初提議要建敦煌研究所,系統保護。

1944年1月1日,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,常書鴻任第一任所長。

當時無論是人手、物力,都與實際所需相差懸殊。張大千離開時曾對常書鴻說了句玩笑話:留在敦煌,就像“無期徒刑”一樣。

第二批年輕人到敦煌后合影

最開始,跟隨常書鴻在莫高窟一起工作的只有6人。

1945年抗戰勝利后,第一批加入進來的人,都離開了敦煌,研究所也一度停擺。常書鴻極力奔走,才保住。

實在人手缺乏,1946年5月,常書鴻又到重慶搞招聘。這一批加入研究所的,有后來成為第二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段文杰,還有莫高窟建筑的研究保護專家孫儒澗等。

在常書鴻心目中,“把敦煌壁畫稱之為世界上唯一最大的古代藝術畫廊,當之無愧!”但是敦煌到底有多好,要讓更多人知道。研究所的另一項工作,就是要宣傳莫高窟。

1957年在東京舉辦首次中國敦煌藝術展開幕式

經過精挑細選的臨摹,從晉到元朝,各個時代的風格和主題,都表現了出來,常書鴻就把這些臨摹創作拿到重慶、南京等地辦展覽,讓更多國人了解敦煌的藝術。甚至出國巡展,把洞窟“不動產”的精華,帶到大漠外邊,帶給更多人。

無論是50年前,還是現在,無論國內,還是國外,每一次敦煌展,都能引起轟動。

常書鴻故居外景,攝影:孫志軍

破廟里搭出一個家

茫茫大漠,如何安家?

2004年,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員把常書鴻的家修復,還請來常沙娜和弟弟嘉陵協助,復原家居陳設。到莫高窟參觀,看完南邊的洞窟出來,走個5分鐘,就能一窺常書鴻全家當時的生活。

“煤油燈、筆、眼鏡,都是常書鴻用過,留在敦煌的東西?!比~文玲跟我們一一介紹。常書鴻故居門口的梨樹,也是常書鴻親手栽下的,現在還在長。

復原的常書鴻故居內景,攝影:孫志軍

常書鴻選了中寺,又叫皇慶寺的一座破廟用來安家,簡陋卻溫馨的安身之地,便有了。

雖然房間小,但母親還是追求舒適,再簡陋也是整整齊齊的。母親自己則是每日認真梳妝,穿戴得很有藝術家范兒,有時還穿高跟鞋。

土房里沒什么家具,但是講究的常書鴻,還是發明了一個卡在墻角的三角板架,把洗臉盆放在三角板架上,上方放著鏡子,實用又簡潔。

敦煌食物匱乏到什么程度?在敦煌戈壁灘,沒有什么蔬菜,天然的食用菌菇更難以發現,如果誰發現了哪里有菌菇,絕不告訴其他人。

購置生活用品和工作所需,都要到縣城,來回八九十里,當時常書鴻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輛老牛車,往返縣城至少一天一夜。

1944年的夏天,常沙娜的媽媽借口去蘭州看病,從此離開了莫高窟。再沒回來。

常書鴻與李承仙的婚紗照

2年后,常書鴻到重慶招人。一位叫李承仙的學油畫的年輕姑娘,自告奮勇來報名。后來她與常書鴻結婚,兩人成了一對“敦煌癡人”。一起做研究,臨摹壁畫。

父與女,兩代人的敦煌傳承

“沒媽的孩子早當家”。早熟的常沙娜還記得當年媽媽走后,爸爸氣憤媽媽狠心拋下了家人,他心里還有對家庭破碎的萬般無奈。有時候,對女兒和兒子發無名火,冷靜下來也覺得很對不住孩子。

他還曾請求女兒退學回敦煌照顧家人,“沙娜,你從酒泉學?;貋戆?,不然弟弟怎么辦?家里怎么辦?”

常沙娜回憶說,當時我還不懂,但現在完全能理解爸爸內心的痛苦,家庭和工作壓力都大,他太不容易了。

常沙娜在父親墓地前

1994年6月24日,常書鴻在北京辭世。遵循他的遺囑,女兒常沙娜將他的骨灰帶回莫高窟安葬。

常書鴻的墓,就在大泉河的對岸,莫高窟對面的高坡上,與九層樓相遙望。

年輕的時候,常書鴻就帶著女兒一起舉辦敦煌主題的“父女畫展”。

常沙娜臨摹158窟

2019年,中國美術館《花開敦煌》的展覽,匯集了常沙娜和父親常書鴻的近百幅與敦煌有關的創作,引起熱議。展覽還巡演到了父女倆待過的法國,對常沙娜觸動很大。

展覽結束后,她還把自己20多幅作品,捐給了中國美術館。她只捐贈,從來不賣畫。

就和父親一樣,她的話里、心里,都離不開敦煌。

題圖攝影:孫志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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